形式與語言製造的距離感：說中文的《搖滾芭比》怎麼尷尬了？

文　吳岳霖（駐站評論人）

首演於1998年美國外百老匯的《搖滾芭比》（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），經歷多國巡演、轉譯與再創，二十餘年來不歇。在瘋戲樂工作室今（2023）年再次取得授權、並中文化之前，最近一次在臺灣演出的版本，是2018年受臺中國家歌劇院邀請來台的「韓國版」，並有韓語、英語兩個版本。相較於韓國版在標準表演藝術場館演出，這次的中文版則選擇CORNER MAX 大角落多功能展演館，其音樂展演為主的場地性質，其實更趨近《搖滾芭比》劇本內容的場景，因此完美建構一場演唱會的沉浸感受。

除場景設定於一場搖滾演唱會外，《搖滾芭比》透過演唱會常有的Talk，進一步帶出幾個更核心的背景值，包含故事時代設定於德國柏林圍牆倒後，而主角Hedwig的童年、乃至於青春期的成長則有多數時間在東德；另外則是，主角的身份「酷兒搖滾歌手」或多或少牽涉到前述的政治背景，促使他／她透過（不算是完全成功的）變性（Hedwig的生理性別為男性，而在劇中已是用女性妝扮現身），得以借用母親的護照，與美國士兵前往美國移居、結婚。因此，「性別」與「政治」成為《搖滾芭比》彼此牽涉、交疊與對照的議題，後續也將其包裝進相對通俗、八卦的情節發展。

這些複雜難解的議題在《搖滾芭比》裡確實非常明確，無論整個場景多麼像是一場演唱會，甚至時而更像是閨蜜的八卦聚會（因Hedwig講述這些事件的語氣，而造成這樣的親密感），仍會溢出這些背景值所必須帶來的深思。

不過，這次的中文版卻讓我感受到更多的是尷尬感、或斷裂感。

最初的想法是：會否「柏林圍牆倒下」以及「東、西德分裂與統一」這件事情，對於當代臺灣的我們過於無感？不過，先不論柏林圍牆拆除的1990年，以及位於歐洲的德國，與我們的距離感為何；但是，「統一」、「冷戰」等思維與影響，放在臺灣、或是放在國際局勢，縱然有諸多差異，但仍舊存在某種弔詭的感受在發酵。甚至，對於過去歷史、事件的再詮釋，本就是創作慣用的手法與材料，無論借古鑑今、古今對照，還是挖苦嘲諷。

在離開現場後，那種看完「演唱會」後的興奮感、或是惆悵感漸漸消散後，才察覺這種斷裂反而來自「當下的建立」，也就是演出現場所建構的語境，直接帶給觀看者、或是參與者的感受。

前述提及，由於演出場地本身的特性，讓《搖滾芭比》劇本內部的場景貼合了演出本身的場景，加上了演員本身帶著強烈現場感的講話內容，包含討論到場地對面的大巨蛋，經歷幾任市長的興建過程——特別是我所看的場次是由蕭東意飾演Hedwig，這種站立喜劇、脫口秀的質感則越見濃烈，也充滿隨時更新、與時俱進的效果。（暫時不歸類為前因、還是後果）這些都造成《搖滾芭比》與其說是場音樂劇，更像是Hedwig這位搖滾歌手在臺灣、在2023年的臺灣所舉辦的演唱會巡演——這種場地、表演形式等方面高度統合後所製造的極度沉浸感，反倒與劇本本身產生了距離感與邏輯的劇烈錯置。

換言之，倘若這是場巡迴演唱會，距離Hedwig開始活躍的時間點已有30年左右，揣測Hedwig的年齡，就極有可能與演員所呈現出來的年齡感完全不同——這些演員表現出來的質感都過於年輕。當然，《搖滾芭比》的人物設定本就立基於首演時間點（1998年），與柏林圍牆倒下的1990年，就可推算出Hedwig在該場演唱會的年齡；因此在巡演、重製、轉譯多年後，特別又在中文版所建構出的特質強化後，反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尷尬感。

另一方面，則是中文化造成的語言感受。此處所指的並非翻譯本身的對錯與好壞，而是當全劇的語言轉換成中文時，會出現至少兩個層面的問題，並且都建構在疏離感與親密感的拿捏。

從演員的角度來看，因為選用了個人熟悉的語言體系，增強了即興可能，但也會進一步加重「現場感」的置入；同樣地，對觀眾而言，中文本身就是在場多數觀眾的慣用語言，加上更加強烈的現場感發揮，觀眾會與當下這位演員的親密感更為親密，卻可能會與他所飾演的Hedwig——這位來自東德，變性後去美國的搖滾歌手——越來越遠。反過來說，當語言本身的熟悉度降低後，我們或許才更能確信台上這位Hedwig來自異國。

距離，製造了尷尬；或者說，此次的中文版《搖滾芭比》轉譯得過於流暢、選用的場地過於合適、演員充分發揮個人特色，反而造成了這種「不適合的距離」。不過，若要說場地合適，純粹是因為演唱會這個劇本設定，單就場地本身的舒適度，舞台與座位區的關係其實過度貼近與雍塞，觀看品質也有所影響。

很多問題可能是無解的。特別是在劇本的轉譯過程，到底需要帶給觀眾怎樣的感受，或是如何服務原始文本的企圖，都是《搖滾芭比》若要持續被轉譯，就有必要思考的。